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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有责任有能力

发布者: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:2015-12-21浏览次数:11

  有报社记者撰写有关巴黎气候大会的社评文章,来电问笔者:为什么世界重要媒体都把巴黎会议通过气候变化协议列为头条新闻?我说这当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划时代事件,历史会不断对此做出证明。

  今年以来笔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,包括7月份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科学大会,多半与巴黎会议有关。现在得到这样的结果,是希望的实现并超过了预料。如果说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(IPCC)是因为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,那么和平奖同样应该颁给为巴黎会议做出重要贡献的联合国、法国以及中美等国家的领导人,巴黎会议的成功同时也揭示了全球环境气候治理领域的三个转变。

  首先,全世界将由此从化石能源时代进入能源转型和低碳经济时代。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转型的确立需要科学与政治两个方面的认同,从科学的角度,证明气候变化是否确有其事以及为什么与人类经济活动有关;从政治的角度,证明世界要不要发起一场抵抗气候变化,以实现能源变革的新经济社会运动。科学方面的认同,开始于IPCC 20多年来的工作。IPCC 1988年成立,1990年发表第一份气候变化报告(AR1),到2007年AR4报告证明全球气候变化有90%的可能性,由此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;政治上的认同,源于1992年联合国通过有将近200个国家签约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,但是后来的发展有波折。这次2015年巴黎会议,表明科学的结果和政治的结果终于达成了一致。巴黎会议表明,全世界正式进入化石能源减少、可再生能源增加的能源转化时代已经铁板钉钉,从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到普通老百姓均要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:2016年将是全球新能源时代的元年。

  其次,全球治理从各自为阵的零和博弈走向了有底线的相互妥协。正如有人所说,要200个各自活蹦乱跳的猴子一起正步走,是极其困难的。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,涉及多种多样的国家利益。以往各次谈判,200个签约国各有各的主张,这次巴黎会议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。谈判各方的心态从你死我活到相互妥协,很大程度源于在全球治理运动中倡导一种有弹性的体制安排,即从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模式,转向自下而上的志愿减排模式。我相信,巴黎会议的范例,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新起点,为解决类似的多边问题提供借鉴。

  另外,中国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从被动走向主动开始显现领导力。中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,曾经是个问题。增长经济学家通常把增长放在高于资源环境的地位,认为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超过了中国现有的能力;更有一些阴谋论者强调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陷阱,说他们自己已经发展了,现在就抑制中国发展。然而,近几年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不是人家要我们做,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做,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其实与解决国内资源环境问题方向一致,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的远见大大超过了国内许多学者。201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发起中美之间、中法之间、中德之间、中英之间的首脑会议,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,提出每隔5年做一次检查。所有这些,均为巴黎会议打下了关键性的基础,是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有责任有领导力的表现。

  (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、教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