资源丰裕型国家的资源收益管理失当是导致“资源诅咒”的重要原因。在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，只要有一个强势的政府，资源收益就能够带来增长，但如果把资源收益给了弱势的政府，反而会对经济带来损害效用。腐败是资源型国家经济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，因为资源收益诱发寻租，以至于个人追逐资源收益，而无暇提高生产率。同时，资源收益被用于维持权力，导致责任心下降和资源收益配置的不当。大多数资源生产国家，在经历正的资源收益冲击之后，个人投资和储蓄的激励变弱。假设劳动生产效率内生地依赖于投资水平，储蓄和投资的下降导致的产出水平的下降，超过了资源收入的增加，最终导致“资源诅咒”。
世界银行 《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》认为，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管理漏洞是导致“荷兰病”或“资源诅咒”的重要原因。其实，“资源诅咒”反映的是政府持续管理资源收益能力的缺乏。政府监管的质量本身会被资源收益侵蚀，导致资源收益管理失当的恶性循环，在最坏的情况下，就会引发冲突。一些政府往往把资源收益用于公共消费而不是公共投资，使得资源效率下降，最终导致“资源诅咒”。此外，资源产业繁荣使要素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初级产品部门，而制造业往往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正的外部性，因此这种转移降低了生产率和投资概率。
根据永久收入假说，消费水平取决于永久性收入，而不是暂时性的收入。由于资源价格经常出现波动，资源产量也不可能永久维持在高水平，因此，资源收益很难带来消费的永久性增加，更不可能持续地推动其经济增长。所以，根据永久收入假说或者 “一鸟在手”原则，资源型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主权财富基金，通过购买国外资产，将资源收益转化为永久的、可持续的金融资产。这样做的优势在于：一方面，可平滑资源收益波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；另一方面，让资源收益远离权力和政治中心，提高其利用效率。从实践来看，美国的阿拉斯加州、挪威、博茨瓦纳等国家或者地区成功地逃离了自然资源的诅咒，而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，将资源收益转为可以带来永久收入的金融资产。
然而，提出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，在发展中国家，永久收入假说必须被修正。因为，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是资本稀缺，不应该根据永久收入假说或者 “一鸟在手”原则，把资源收益用于积累主权财富基金，而是应该用于国内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。同时，资源收益也能够降低私人部门的借贷成本，推动国内经济的资本深化。但是，必须在资本深化和增加消费需求之间平衡。
如何把资源收益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要素，学者们一致的意见是：政府必须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管理资源收益。如果政府能够把资源收益用于实体经济及人力资本的发展，或者增加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支出，那么就能够加快国内的经济增长。
我国资源收益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主要有以下三点。
第一，资源收益分配不公诱发的矛盾冲突频发。中国资源型地区的优势在于资源，但矛盾也源于资源。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，例如，当地居民健康受损，生活成本上升，大气、土壤和地下水污染，采空区塌陷等。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地方政府、资源开发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明显增多。
第二，资源收益分配主体不明确，缺乏资源收益转化为经济增长要素的机制。由于资源收益分配主体不明确和管理失当，收益容易被少数人或少数利益集团获取，并在利益追逐中产生寻租、掠夺性开发等现象，资源收益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，形成“资源诅咒”。
第三，诱发寻租和腐败。由于我国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，很多企业把资源收益等同于经营收益，完全忽略了国有资源的产权收益，使资源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行业的超额利润。不明确的权属体系和超额利润结合在一起，导致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寻租、官商勾结和内幕交易等现象，也助长了掠夺性开采，不仅使得开采效率大幅度下降，也使得矿难等事故频发。为避免 “资源诅咒”的发生，我国资源收益分配体制改革应注意以下方面。
第一，要建立包容性的资源收益分享机制。导致资源型社会矛盾多发的主要原因在于，资源开发地居民在承受生态环境恶化、健康受损、物价上涨和失地等成本的同时，无法公平地分享资源收益。据世界银行测算，开发地居民获得的收益仅占资源总收益的0.5%左右，这一问题已经受到国家的重视。中央编制的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中明确提出，“完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公共资源出让制度，建立国有土地、海域、森林、矿产等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，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。”2011年我国又全面推开资源税，增加了地方财政的收入。部分地方政府也开始探索资源收益的分享机制。例如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开发秩序依法保护环境保障民生的指导意见》，提出建立健全矿山开发利益补偿和分享机制，切实保护矿区农牧民合理利益。可见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，都已经认识到资源开发引发的社会矛盾，对于资源开发地社会稳定的严重阻碍。
第二，要建立可持续性的资源收益转换机制。目前，开发地居民受益的主要渠道是土地补偿费、移民安置费和劳务收入。由于资源出让收益具有可耗竭性和波动性，一旦资源开发进入枯竭期，这些渠道就会断裂，加之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产业结构的扭曲，极有可能使后代居民陷入返贫的困境，经济发展也会陷入衰退。因此，必须把资源出让收益的一部分转化为物质资本、人力资本等长期增长要素，培育非资源产业发展，以较低的资源代价和社会代价规避“资源诅咒”效应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“基于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双重视角的矿产资源出让收益分享机制研究”（13CJY041）阶段性成果）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经济学院）
